李越
在田间教书，在实践中育人。野外教学是北京大学考古学教育体系的核心环节。自1957年河北邯郸开始田野考古实践以来，北京大学的“田野考古实践”历程已走过60余年，所确立的“北大模式”影响深远。《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入选国家一流本科和教育部思政示范课程，授课教师入选思政教学名师、教学团队。教学团队以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重要遗址为实践基地，培养学生将手脑与学科前沿工作紧密结合，将学习内容与重大科研相结合。
自199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或主持的被评项目多达34个。2021年10月18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大会开幕式上，揭晓了“百年考古百大发现”，其中有15个项目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或主持。
求实知行，诚信创新，务实致远。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积极推进校地合作，正在重点建设山东临淄、陕西周元、宁夏盐池三个标准化实习基地。根据新时期考古学的发展，大力推进考古实践基地的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即“基地”的发展模式。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田野考古实践课程教学体系，积极探索和推广5G、VR技术在高校田野教学实践中的新应用，继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设贡献力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
周元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交界处，关中平原西部，北有岐山为屏障，南有渔船，东西有漆水、渭河浇灌的沃土，造就了“周元，三色堇盛开”的繁华景观。遗址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包括京当、法门、黄堆所辖的20多个自然村。
周元遗址作为第一个周朝的都城，以周文化的发祥地而闻名，也是西周时期皇家祠堂和王公群居的地方。被誉为“青铜器之乡”。1982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2015年，周元考古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6年，周元国际考古研究基地建成开放，成为国内外首个周文化研究中心。今年恰逢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周元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一、精彩的“周志远”:周元遗址发现概况。
“吾父顾，来朝取其马，引西梁山泊。至于齐夏。”这里的“栖霞”是指岐山以南的周元地区。据文献记载，周人起于关中邰(今武功县)，巩留迁邰(今旬邑、长武、宾县)，后迁齐，改国号为周，建都。历经、王绩、三代经营，周人长眠于此。文王末年，东进灭商，“在峰峰造城”。此后，周元仍是周人祠堂所在地，直到残戎入侵才逐渐废弃。在周元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第一和西周时期的遗迹，包括大型夯土建筑、墓地、汉
商周时期已发现墓地60余处，零散墓地区10余处，其中黄堆墓地是周元遗址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姚佳西周墓地是一个简单的墓地，有明确的范围和数量的坟墓。其南、北区的布局，突破了西周墓地“族群杂居”的旧认识，补充了西周墓葬的材料。刘墓地以偏穴墓、高领袋足为特征，被认为是前周姜戎文化墓葬。在何家村、王家嘴、李村等地也发现了前周时期的其他墓葬，丰富了前周时期的文化内涵。此外，在何家背、云塘、齐家等地，也发现了居葬结合的模式。
周元遗址有60多个确认的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制骨、制陶、玉器、角和蛤等作坊。品类齐全，生产规模大。其中，李佳铸铜坊是已知铸造西周青铜器材料最丰富的地方，还发现了可能与工匠群体有关的墓葬。云塘骨坊看到的骨料数量惊人，专业化程度高，工艺精湛。家庭作坊分工细致，加工量巨大，可能具有官办手工业的性质。此外，特殊类别遗存的发现，如姚佳西郊箭头作坊、河间南牛角作坊、六龙嘴瓦作坊等，丰富了我们对西周手工业生产的认识。
周元遗址也是中国商周时期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发现了大量高等级的青铜器窖藏、墓葬和埋葬坑，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其中，大鼎、小鼎、壁盘和毛以其长长的铭文而闻名。凤雏和齐家出土了一万多块西周甲骨，数量仅次于河南殷墟。此外，周元遗址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给排水系统和古道，为我们了解遗址的区域划分提供了线索。
周元遗址的考古发现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可谓辉煌的周元。
二。从陶器到聚落：周元遗址的工作历程
照片1:周元1976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实习
周元遗址的丰硕成果离不开古人的辛勤劳动，周元的考古史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田野工作者发掘思路、方法和实践的进步。
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史老师为了寻找文献记载的周朝都城，在关中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推定岐山县祁阳堡地区为泰王迁地，由此拉开了考古的序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关文章
物部门和考古机构在当地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与小规模试掘活动，进一步确认了周原遗址的重要性质。
1976年，周原遗址迎来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当时由俞伟超先生提议，成立了由陕西省文化局、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多方合作的陕西周原考古队。配合当时北大学生的田野实习教学，当地还成立了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考古队伍一时壮大起来。1976年是很不平常的一年，彼时周原考古工作者顶着人祸天灾的压力，为周文化探索开疆拓土。这一年发掘了凤雏（甲组、乙组）、召陈大型建筑基址，其中凤雏窖穴中出土1.7万片甲骨，同年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了百余件青铜器，可谓收获颇丰。此后两年，考古队发掘了云塘制骨作坊，并在贺家村、礼村、齐家等地发掘了近百座商周时期墓葬。1979年后大规模考古活动告一段落，但此后二十年间陆续开展着小规模发掘，包括黄堆墓地的多次钻探清理、刘家先周墓地的发掘和王家嘴先周遗存的发掘。
图二 2001年发掘王家嘴遗址时的刘绪和徐天进老师
1999年，经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教授提议，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组成了新的周原考古队，同年于齐家东居址区进行发掘，基本建立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的陶器编年谱系。2001年，在王家嘴、贺家的发掘建立了周原遗址商时期的分期编年谱系。2002-2003年，发掘了云塘齐镇大型建筑基址、礼村先周文化遗存和齐家制玦作坊遗址。2003-2004年于庄李村西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其中李家铸铜作坊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也为我们探索西周铜器产地和铸造工艺提供线索。
这一阶段“大周原考古”的工作理念初步实践，也引发了对周原遗址布局和性质的进一步思考。围绕“深化遗址布局结构研究”这一中心课题，2012年起周原开展了新一轮大规模考古工作。2012、2013年对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和整体布局展开考古调查，初步建立“周原遗址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GIS系统”，划分遗址功能区，动态揭示了商周聚落的五个发展阶段与西周聚落形态。2014年，发掘清理了凤雏三号、四号基址，其中凤雏三号基址是现知西周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庭院内发现了立石、长方形铺石等重要遗迹。2015年，对周原遗址的池渠系统进行重点钻探和探沟式发掘，强化了诸多重要遗迹间的有机联系。2016-2017年，发掘了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凤雏建筑群面貌进一步清晰。
近年来，有关周原遗址城址、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的探索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我们对周原的认识从精美神秘的青铜礼器，到走入千家万户的陶器群，再到遗址的聚落形态结构和演变，这场古与今的对话逐渐深入，周原的历史面貌也日益生动起来。
图三 2014年凤雏三号基址发掘时的北大师生
三、郁郁乎文哉：周原遗址意义的思考
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研究的珍贵宝库，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发端。
从学术研究上看，周原遗址是先周和西周文化探索最典型、重要的材料。遗址建立起先周和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谱系，为我们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提供年代标尺；围绕墓地、大型建筑、手工业作坊、池渠和道路等遗迹开展的聚落与社会研究，对我们讨论周代社会组织、生产生活模式等问题有重要启发；大量铜器铭文、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有关西周婚姻制度、土地制度、历法、世官世族、祭礼及地望、区域交流等问题的材料，弥补了这一时期文献记载的不足；多处大型夯土建筑的揭露，为西周建筑形制增添新例，丰富了西周建筑的内涵；重要手工业作坊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和生产组织模式提供材料，当地复杂的文化构成也为考察此时期的族属、人群交流、地区关系等问题提供线索；此外，车马器、骨笄、玺印、蚌雕人头像等重要出土物也拓展了西周文化研究的空间，使得周原的历史面貌更加生动完整。
周原遗址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1987年，依托于周原遗址的宝鸡周原博物馆建立，1992年，岐山周原博物馆建成，成为开发、利用周原文化资源的重要单位。在展陈之外，博物馆积极开展院校合作，举办优秀文化与传统节日结合、文化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的主题活动，探索多种形式讲好周原故事。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是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华礼仪之邦的美名延续至今，周原遗址是这一灿烂文化的印证。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周原遗址也将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