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波特》发明了一种运动叫魁地奇。
足球总能引发无数争论。
迭戈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1966年世界杯决赛的《门线之谜》，布斯克茨的掩面，拉莫斯对萨拉赫的“拥抱与摔倒”，至今仍是人们闲暇时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历史来说，这些时刻转瞬即逝。有时候，这一刻可以快到肉眼都分辨不出是否真的发生过。
然而，他们所散发出的戏剧魅力却在历史画卷上留下了自己多彩的印记。
足球的“黑”与“白”
足球的表面是由黑白皮革制成的。这种黑与白的区分似乎也显示了足球在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心目中的两极形象。
图片来自网络。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将足球的流行归因于无知的盛行。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将足球视为一种新型鸦片，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改造社会的事业上转移开来。
诚然，出生在曼彻斯特郊区的伊格尔顿仍然无法改变他的老街坊已经成为曼联、曼城或者索尔福德城的足球队球迷的事实。如果我们把博尔赫斯和伊格尔顿对足球发展的批判看作是足球表面的黑皮，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白半边。
法国作家兼哲学家阿尔贝加缪也许是这些白皮肤中最耀眼的一个。
年轻的加缪不仅喜欢足球，还代表自己的大学作为门将连续两年获得地区联赛冠军。如果不是因为肺结核，加缪可能会在足球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回忆往事时，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加缪说，“这些年来，我见证了太多的事情。
然而，我确信是足球让我感到道德和责任”。另外，哲学家加缪曾经说过，“人生所有的哲学，都可以在足球场上学到”。在加缪眼中，足球显然不再是“无知”和“鸦片”的代名词，而是社会规范、精神升华和哲学的源泉。
或许，我们无法评判博尔赫斯、伊格尔顿、加缪对足球的看法。但我们可以肯定，这样关于足球的争论，会像黑白足球一样，在历史的草坪上滚滚向前。
足球起源于中国。据史料记载，蹴鞠早在战国时期就是一种流行的娱乐游戏。到了汉代，蹴鞠逐渐成为一种军事训练方法。到了宋代，中国的蹴鞠文化进一步发展，蹴鞠组织和蹴鞠艺人随即出现。
蹴鞠。
现代足球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
当时，足球作为一种身心素质教育和娱乐活动的新手段，被一些英国贵族学院(如伊顿公学和温彻斯特学院)加入到课程中。在大学层面，虽然牛津大学在50年代就限制学生踢足球，但牛津大学的第一个足球俱乐部还是在1950年在埃克塞特学院成立的。
24年后，牛津大学足球俱乐部首次获得足总杯冠军。
从19世纪末开始，足球逐渐从英国精英阶层的娱乐活动变成了英国各阶层都喜爱的大众运动。尤其是在英国的工人阶级中，足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
如今，足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无论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欧冠、五大联赛甚至中超，都会吸引全世界无数球迷的目光。
巴西的桑巴舞，冰岛的维京咆哮，南非的呜呜祖拉，都显示了足球在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而这种流行不仅跨越了空间的鸿沟，也跨越了时间的阻隔。贝肯鲍尔肩膀上的绷带，伊基塔蝎子摆尾，巴乔在玫瑰湾球场的背影，齐达内对马特拉齐的头击，甚至苏亚雷斯在基耶利尼肩膀上的牙印，都成为一个又一个经典画面，被全世界球迷广为流传，在几代人心中产生共鸣。
显然，足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尽管足球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叫法——英国人叫它football或football，美国人叫它soccer，意大利人叫它calcio，德国人叫它Fuball，西班牙人叫它Fuball——但它在全世界各地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们通过足球获得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区。
一件巴萨红蓝条纹球衣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一句“加油，马德里”是他们的常用词。一个老特拉福德是他们朝圣的终点，一轮蓝月是他们一生的信仰。每一个新星的崛起都让他们开心。
欣鼓舞，每一位老将的落幕使他们黯然神伤。每一个进球的时刻是他们欢庆的瞬间，而每一次球队的失利总是伴随着他们“你永远不会独行”的雄壮歌声。就这样，足球成为一种文化，伴随着他们的春夏秋冬、悲欢离合。
足球与体育文学化
作为文化现象的足球运动与文学作品也颇有渊源。
足球运动相关书籍。
早在我国明朝时期，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就有关于高俅踢蹴鞠的描写。19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足球在英国的兴起，足球更为广泛地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Quiroga）是第一位将足球作为小说主题的西方作家。20世纪初，基罗加发表了《球场上的自杀》（Suicide on the Pitch），讲述了一位在球场中圈自杀的南美足球运动员的故事。同时期另一个将足球与文学结合的例子是法国人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所写的《金门前的十一人》（Eleven in Front of the Golden Door）。在此之后，足球常被各国作家写入他们的作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来自于西班牙语系国家的作家，如卡米洛何塞塞拉、拉斐尔阿尔贝蒂、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弗兰西斯科乌巴拉尔、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罗莎雷加斯、大卫罗德里格斯楚巴、索雷达德普埃托拉斯维兰纽瓦、拉斐尔阿斯科纳、文森特贝尔杜、哈维尔马里亚斯、安娜玛利亚莫伊克斯、胡安马努埃尔德普拉达、马努埃尔伊达尔戈、费南多费纳戈玛兹、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马里奥贝内德蒂、胡安维略罗、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罗贝托丰塔纳洛萨等。
除了上述西语系作家外，许多英语系国家的作家也将足球带入到他们的文学世界，在他们的作品中对足球以及足球文化的发展做出回应。此类作家包括查尔斯汉密尔顿索利、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约翰贝铁曼、亚伦西利托、霍华德雅各布森等。
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出于自己对足球运动的狂热喜爱而将足球纳入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意识到了足球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与文学想象间的关联亟待建立。对于前者，他们的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现实与艺术的交织。而足球运动作为现实世界的象征，成为符号，进入文学世界。而这种现实与文学艺术的融合也再一次引起了文学界关于作家、现实与文学三者间关联的思考。对于后者，他们的作品则更多地探讨了足球运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如何进入文学体系的，这一具体的文化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作品的生成，以及作家与文学作品是如何对足球运动这一文化现象的发展做出回应的。
与上述作家相比，英国作家尼克洪彼（Nick Hornby）可以算是第一位真正将“足球小说”与大众读者群体联系起来的作家。
1992年，洪彼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狂热球场》。书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足球运动间的联系，特别是其与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联系。小说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仅在英国地区，《狂热球场》就有超过一百万册的销量。
更为重要的是，“足球小说”的逐步畅销在文艺评论界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身份，即“足球文人”（“Soccerati”）。这一身份的出现不仅正视了足球运动与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评论间的联系，而且也为文学创作与评论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同时，足球与文学的结合也激发了学术界关于“体育文学化”或“文学体育化”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体育作为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现象与文学并置。这也为文学创作与评论开拓出了一片更广阔的空间。弗兰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在其多部作品中对体育运动与阶级身份形塑的关系做出暗示。唐德里罗（Don DeLillo）反复在其作品中选用体育主题，例如《端区》中的美式橄榄球队和《地下世界》开篇中的纽约巨人队与布鲁克林道奇队棒球系列赛，借此思考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演变问题。马克吐温（Mark Twain）、林拉德纳（Ring Lardner）、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与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等作家作品中均流露出了“反体育”的文化倾向。甚至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虚构的魁地奇也可以被纳入这一范畴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未来将会如何？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将会得出什么结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战鼓已然在俄罗斯敲响。那么，我们何不放下思绪，好好享受这四年一轮的体坛盛宴呢？
（原标题：《足球运动与文学创作》，原作者黄强，编辑黄慧仙）
